mt 任性的自由具有不受感性冲动规定的那种独立性。
较之违宪审查，合宪性审查的语词冲击性较小。此项研究的另外一个困难或许在于，中国宪法学长期缺乏程序法研究的自觉意识，而对程序法的一般原理较为隔膜。
但无论如何，必须完成卢曼所言的符码转化，[106]以规范的法律学话语展现出来。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交互影响的学理已经超越了宪法学的领域，而在其他部门法的研究中产生了回响，部门法研究中出现了宪法自觉，相关成果俯拾皆是。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明确遵守和违反的界限。[16]但这一被寄予厚望的程序设计，却遭遇了运行实效性上的困境，除了孙志刚案等极少数案例外，其功能罕有发挥。对于民法学界而言，新时代是一个民法典时代。
其后，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被赋予推进合宪性审查的新工作职责。[117]合宪性审查的良好运行有赖立法中的宪法教义学作业，也有赖宪法程序法研究的推进。毋庸讳言，我国公民隐私权等的权利保护机制的确需要改进，但欧盟设置权利壁垒导致互联网经济裹足的做法未必就值得我们学习。
该权利最早出现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1983年人口普查案（Volksz#228;hlung）判决中。以菲利普·佩迪特（Philip Pettit）为代表的一些共和主义者认为无支配的自由才是法律自由的本质。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康德明确指出人的任性与动物的任性不同。换句话说，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并没有令我国和欧盟过度互联。
[9] （三）被遗忘权的效力范围 由于互联网的开放性，被遗忘权要真正发挥效果，就必须超越地域局限，对搜索引擎进行全球性的管控。遗憾的是，在过度互联的大数据时代，遗忘（删除）远比记忆（存储）困难，从事实（物理）和规范（法理）上区隔出私人空间的成本都很高昂。
Google全球隐私顾问彼得·弗莱彻（Peter Fleischer）于2016年12月撰文批评此种激进做法。但直到2014年Google Spain案之前，被遗忘权没有被实际运用过，其规范内容也并不清晰。从内部压力来看，目前国内针对搜索引擎的删除申请还比较少，相关诉讼也较少。在这种情况下，信息自决或自律的自由只是奢谈。
CNIL决定的事实根据正是互联网的高度互联。[16] 参见李小坤、王胜强：《自律、无干涉、无支配：现代人自由的基本内涵》，《人文杂志》2010年第5期，第188页。再次，与欧盟积极推动被遗忘权的立场不同，很多国家对被遗忘权采取了相当慎重的态度。大数据运营使全球各地的人们超越时空限制，在经济和法律等维度彼此纠缠和互相拖累。
一种权利如果不是前政治的自然权利，就应该是运作良好的民主商议过程的产物，否则就涉嫌武断和强加。[31] 王天成：《论共和国——重申一个古老而伟大的传统》，载《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21页。
[37] R. Funta: EU-USA Privacy Protection Legislation and the Swift Bank Data Transfer Regulation: A Short Look, Masaryk U. J.L. Tech.，2011, p.23. [38] 许玉镇、肖成俊：《网络言论失范及其多中心治理》，《当代法学》2017年第3期，第55页。但美国本土的信息隐私保护框架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29]德国宪法法院并没有将自治或自主控制作为信息自决权的目标。这让被遗忘权的效力问题备受质疑，不断质疑欧盟推动被遗忘权的真实动机。第三个事实说明被遗忘权的超国家效力是由互联网过度互联的经济利益促成的。未来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制应该更加均衡地对待隐私、自由、安全、效益等利益。个人对网络和手机等设备须臾难离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不自主状态。[14] Giancarlo Frosio, Right to Be Forgotten: Much Ado About Nothing (January 31, 2017). 15(2) Colorado Technology Law Journal 307 (2017).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2908993，p.32，2016年7月12日访问。
[5]由此可知，在欧盟委员会的制度设计目标中被遗忘权仍被视为一种隐私保护机制。相反，个人在社会群体中通过交流发展其个性。
那时要获取、处理和利用个人资料是比较困难的，个人在理论上仍可以支配与其相关的信息。例如通过反歧视，藉由平等权保证相关主体的社会发展方面的利益得以实现。
不能不说这种做法存在对自由主义的潜在威胁。而法律似乎并没有对这种剧烈变化做好准备。
因此，在大部分人看来，被遗忘权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化的道德宣言。这种专断可能引发申请信息保护的主体利益违背公共利益。因被遗忘权比删除权能更加传神地表现出这种权利的法益，学界、媒体和大众更倾向于使用被遗忘权。[21]而法律与自由的关系也非常复杂。
在被遗忘权成为一种有法律效力的权利的过程中，欧盟并没有遵循受影响最大的跨国网络公司以及新闻媒体的意见，也没有充分考虑其他国家的法律规范，更没有顾忌其他国家公民的意见，而是以一种近乎专断的态度推行其监管模式。欧盟成功地迫使搜索引擎公司承担审查责任。
从法益角度看，被遗忘权似乎是无可厚非的。但目前全球并存着大量的数据保护法制，而且互联网经济实力领先的国家的数据保护法制的影响显然更大。
尽管被遗忘权能够激发数据自主的想象，但其确立也必然引发自由减损的风险。但人的自由发展既需要与他人的适度关联，也需要相对独立和自治的私人空间。
2013 年欧盟再次提出的立法提案取消了被遗忘权的说法，即由原来的right to be forgotten and erasure改成了right to erasure，实则是对数据控制者科以了更加繁重的遗忘义务。个人对其自身信息并不具有绝对或无限的支配。在欧盟的强制要求下，谷歌组建了主要由律师组成的庞大审核团队。第二个事实说明被遗忘权实际上是一种司法创制的权利，其缺乏能够形成共识的规范基础。
尽管欧盟具有统一全球数据保护的愿望，[37]但全球互联网治理未必会整齐划一。实际上，过度互联的网络环境已经使得人们过分纠缠，除非独善其身式的远离互联网，否则个人的数据自律已几乎不可能。
尽管名不符实，但信息自决权所营造的信息自主的意象却早已深入人心。1995年指令第12条（b）项规定了数据主体有权纠正、删除或阻止不符合指令要求处理的数据，特别那些不完整或不准确的数据，第17条则描述了主张这一权利的几种条件。
[13]自2014年5月判决生效之后，欧盟迅速把被遗忘权的效力推广至欧盟以外。其次，被遗忘权背后的支配型监管逻辑严重背离了互联网自由的原初定位。
